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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南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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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9-04-10 15:41

南街村位于河南省临颖县边,属老县城的一部分。1947年12月13日解放,后进行土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党的领导下,1954年开始走合作化道路,先后建立了互助组、合作社;1956年发展到高级社;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靠集体的力量,南街人1963年后大搞农田水利建设,1974年铺设送水管线2000多米;1975年建村路3500多米,开挖利用沼气,建沼气池17坐,既解决村民生活用气,还积肥。1978年实现小麦亩产580斤。南街人虽然历经艰苦,发展了生产,但因为地少人多,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全村仍有70%的人住草房。南街人没有气馁,在基本解决了粮食生产问题、已有富裕劳动力的情况下,1976年,村党组织带头集资建起了砖厂,1980年面粉厂开业。

参观南街村前一天的12月18日下午,我们听了原北京市城郊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文荗老师讲的《人民公社制度在我国工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介绍,毛主席对中国农村发展规划是:通过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靠集体的力量,用10到20年(1958年到75年左右)的时间治田治水,把粮食生产搞好;之后,搞多种经营、发展社队企业,实现农村的工业化;通过工业化,形成集体积累,再改善村民的居住、生活条件,即农村的城镇化。1958年毛主席说:“人民公社的深远意义在于农村的工业化,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对此有切身体会的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曾形象地总结说:“70年代造田,80年代造厂,90年代造城”。

到上世纪70年代末,南街村的发展实践了毛主席对人民公社发展规划的第一步,正在开始迈向第二步。但遗憾的是,到1981年,南街村的集体经济发展戛然而止。当年他们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学习小岗村分田到户,两个村办企业也承包给了从监狱出来的两个能人。结果是土地分了、人心散了,农业生产陷入了低谷。承包出去的企业,因为承包人违约,使“村民受了骗,党组织落了赖,承包人落了钱”。面对村民的埋怨、领导的指责,1984年党支部书记王宏斌带领支部成员承包了两个企业。承包初始,王宏斌组织党员干部讨论。他们得出结论:南街村这个集体性质的企业要想搞好,除了选好项目、出好产品、选懂技术会管理的人外,重要的是争一个人——一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和作风的人来掌管,最后企业效益才会落到公家手里和大家手里。而如何把南街的党员干部武装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呢?南街人找到的是毛泽东思想,是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雷锋精神。

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南街村集体企业由1984年产值70万发展到2003年的12个亿。1986年村委会号召村民把耕地交还集体,每人每月领40斤面粉。到1989年全村耕地都归集体统一经营,南街村又彻底回到了社会主义集体化发展道路。富裕了的南街人实行的是低工资、高福利的分配原则,按3:7分配。如2003年全村人均分配6700元,但所有领导干部的工资还是250元人民币。南街村民享受水、电、气、住房、上学(到大学)、就医和食品供应等14项免费福利,村里建有敬老院、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戏曲学校、卫生所、艺术团、电影放映队、篮球队、门球队、图书室、档案馆、陈列室、影视厅等,每年村里还组织村民免费旅游。1998年村里为每户村民建起了75平米和92平米的单元楼房,从装修到家具、电器全部免费提供。南街人终于做到了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少有所教、幼有所育,过上了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他们彻底实现了毛主席为农村发展规划的第三步——城镇化。

走什么路,做什么人。毛主席在带领我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他自己就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提倡为人民服务,提倡学习王国福、雷锋、焦裕录,树立大寨、沙石峪、林县这样的英雄集体榜样。在我们随后参观的刘庄、龙泉村,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受毛泽东思想教育的好领导、好领导集体。从他们的言语中,我们能够感到他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社会主义道德情操和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史来贺说:“集体空、没人听,集体有、跟党走,共同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龙泉村党委认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无可厚非,但是不能让一部分人穷下去,不然这个社会就难以安宁。”在东方红广场,王宏斌面对记者指着毛主席的像说:“我这一生就要学习他老人家这种思想、这种作风、这种品德,按照他制定的这种目标,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一)这里真正做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

据南街村的介绍说,南街之路是逼出来的。15年前,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他们也像其它村庄一样,把两个村办企业承包给了两个“能人”。几年过后,结果是承包人发了财,群众吃了亏。大家开始大骂村干部不负责任,告王洪彬的大字报直贴到了县委门口。这样一向受到群众尊重的王洪彬不能不反思了。经过酝酿讨论,他召开了党支部会议,讲明了收回企业承包权、对土地实行自愿上交集体经营的想法,支部成员一致赞同,群众听了拍手欢迎。从此,南街村又开始走上集体致富之路。自1984年开始,经过群众奋发努力,辛勤经营,年产值达到70余万,此后每年即响箭般地连续上升。1985年130多万,1986年320多万,1987年730多万,1988年1400多万,1989年2100多万,1990年4100多万,1991年突破亿元大关,1992年2.1亿, 1993年4.2亿元,1994年8.02亿,1995年12亿,1996年15亿,1997年16亿。利税从1984年的7万多元,猛增到1997年的 8000多万。从以上数字看来,这是何等神奇的速度!简直是一步一重天,一年翻一番。问题是这种神奇的速度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同样的一个南街,同样是南街的人,搞承包制搞得山穷水尽,天怒人怨;而一旦走上集体致富之路,却蓦地豁然开朗,柳暗花明了呢?实际上这是一个生产关系的问题。由于承包制只是个人或少数人得利,大家吃亏的办法,是群众所不欢迎的;而集体致富的道路则是大多数人所乐于接受的。因此才能激发起极大的劳动热情。南街村的事例,对先进生产关系可以大大促进生产力,作了最生动的说明。

(二)真正做到了共同富裕大家都知道,低工资高福利的分配制度是南街村的特点。

按照南街村的说法,也就是工资制加供给制。从1986年起,随着南街村生产的发展,就逐步增加了供给部分。从1986年到1994年,由最初的水电免费发展到了14项公共福利。如煤、气、食用油、面粉、节假日改善生活的食品;以及儿童入托、学生上学直到大学毕业,一切费用均由集体负担;文化娱乐、人身保险、防疫、医疗费、计划生育、农业税、农村各项提留均由村里负担。这就从基本的生活保障上解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忱,使南街人开始过上了舒心的日子。

从1993年起,南街村开始兴建高标准的住宅楼。大套三室一厅,92平方米,小套两室一厅,74平方米。室内统一配备了中央空调,54厘米平面直角 “长虹牌”、“北京牌”大彩电,高档家具齐全,卧室摆好了席梦思床、高低柜、床头柜。炊具有双芯液化气灶、抽油烟机。卫生间设施齐全,每周供两次热水。仅每套居室配套下来就近8万元。这些居民楼都已按人口多少,免费分给村民。我曾亲自到这些居民楼中座谈访问。室内设施确实漂亮,决不次于北京一些处级干部的住房。谈起话来,主人们自然称心满意,眉开眼笑。我们也到幼儿园和南街学校去过。幼儿园办得决不在我们大机关幼儿园之下。南街学校孩子们的食堂,更漂亮得使人感到惊愕。那一排排定做的、不高不低的桌椅,都是明光锃亮的钢制品,开饭时每个孩子都在自己固定的座位上免费就餐,餐后还有专门洗涮消毒的设备。在这里上学,家长不再有任何经济负担,不仅学杂费全免,连校服和课本都由村里提供。在这里没有一个孩子失学和辍学的。南街村的孩子简直生活在天堂了,使我们这些从旧社会走过来上不起学、买不起书的苦孩子,真是感慨万分。

南街村的敬老院和该村的免费医院面对面住在一个院里。老人们出门就可以看病,或者不出门,只打一声招呼,医生们就可应声而至。从这些细微处都可以看到领导人的用心。老人们分别男女,每两人一个居室,以便互相照顾,衣服被褥定时有人拆洗,所以都很整洁。大厅里放着一个大彩电,这是他们共同活动的场所。这里多半都是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他们在一起亲密相处,颇象一个家庭。我们去敬老院访问的时候,他们正在就餐,吃的是白面馍和河南人爱喝的胡辣汤。同他们谈起话来,他(她)们都感到无忧无虑,生活得自在,并说“这是托党的福,托彬的福!”他们说的“彬”,自然是指王洪彬了。南街之行,深感“幼有所教,壮有所用,老有所养”已不是空话,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从现有南街村的分配制度看,基本上仍是按劳分配。但从通常按劳分配的观念看,其基本的生活资料方面按需部分也许会使人觉得稍许多些。不过,这是有理由的,王洪彬等人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农民的理解自然比较深,农民比较实际,不喜欢空泛的道理。按王洪彬的话说,就是“搞一些有形的东西,把先进的理论与看得见、感受得到的东西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增强吸引力和说服力,逐步把共产主义思想渗透到群众当中去。”当然最根本的前提是南街村生产的发展,使他们已经具备了坚强的实力。试想一个三千多口人的农村,年产值达到16亿元,还不能在群众的基本生活资料方面给以必要的满足吗?果然这样的实践效果很好,不仅大大激发了群众的劳动热情,而且鼓舞了对共产主义美好未来的向往,相对的私心也减少了。南街村的经济之所以能够每年以翻番的速度增长,从这里是可以找到答案的。

(三)这里没有腐败腐败问题,至今已成为全国上下最难办、最头痛的问题。

公众相聚,朋友相见,没有不涉及这个问题的。多年前陈云同志就提出过,党风问题是执政党的生死存亡问题。现在就腐败问题泛滥的深度和广度说,确实已大大超过了那个时期了,到了关键时刻了。尽管上下都想了很多办法,又制订了不少法律条文,虽不能说没有收敛,但何时能够有一个基本好转,还是很渺茫的。而在这种情景下,南街村却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里没有腐败!人都知道,南街村干部的最高工资是250元,被称为“二百五干部”,他们正是有意来提倡这种共产主义式的“傻子精神”。我曾对王洪彬同志说,“你们这一条,倒符合巴黎公社的原则”。因为巴黎公社规定,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工资,不得超过工人最高的工资。当年之所以作出这一决定,是为了从根本上切断一切升官发财的道路。南街村的做法,是有意无意符合这种精神的。现在南街村的一些技术人员工资有的上千元,不是远远超过干部的工资了吗?

当然仅仅依靠这一条,想保住干部的清廉自持是不够的。因为今天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他们的干部不可能不同外界接触,其形形色色的诱惑是不可免的。于是他们又规定了一个“外圆内方”政策。在外面受礼可以,吃回扣也可以,但回来后都必须如数上缴。“一丝不苟干南街村事,一尘不染做南街村人”,就是他们的口号。当然,仅仅依靠这些规定也仍然是不够的。因此,他们除了以毛泽东思想育人,不断提高干部、党员的觉悟之外,还找到一个最可靠的办法,这就是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倡群众对干部的公开监督。这也正是当年毛主席在延安回答黄炎培的问题,也就是共产党如何避免历史兴衰“周期率”的问题。值得大书一笔的,就是1994年南街村的整风。由村党委带头动员全村群众,动真过硬地揭查挖自己身上存在的不正之风。随后王洪彬首先在全村200多名党员干部的大会上公开作了检查。他说:“以权谋私方面,严格地讲,我身上确实有。我让大家住楼里,结果我又盖了三间房子。因为啥盖?因为父母亲搬过来了,原有的三间住不下,我想再盖三间和父母住在一起。前十几年没少惹父母生气,没有行孝,现在自己四十多啦,再不行点孝,父母都七十多了。所以我以权谋了个私。……另外,官僚主义方面,近两年我认为比过去严重了,这个问题我身上很突出,今后要下决心解决。“在王洪彬的带动下,其他党委成员也都纷纷作了自我检查。然后把所有录音分发给下属支部进行民主评议民主评议不过关的,还要继续查挖,直到过关为止。最后将查出的问题,分别进行批评教育、退赔和处理。这次整风收效极大,深刻地教育了干部,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密切了干群关系。对巩固与发展南街村事业,起了重大作用。南街村之所以能够消除腐败,保持干部的清廉作风,这是有决定意义的。我想,这对全党也有借鉴价值。

这篇短文,远不是对南街村的全面论述。但仅就上述三项成就来说,南街村也不愧是二十年改革开放中的佼佼者。尽管从经济水平上说,有如南街村者不乏其例,而上述三项做得如此完美,却是很罕见的。这样来看,南街村完全可以称为改革开放中最优秀的典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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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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